朱翊钧一口气给了这么多封赏,不仅朝臣看了眼红，张居正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　　 但是，朱翊钧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,金银、御书、御膳、美酒……隔三差五,想到什么送什么，应有尽有。

　　 反正他从小就喜欢给张先生送礼物,现在当了皇帝，更是肆无忌惮,什么好东西都想送给他的张先生。

　　 他每送一样东西，张居正就要写封奏疏谢恩。

　　 朝臣们议论纷纷,张居正便以此为由,请求朱翊钧别再给他赏赐了。

　　 这个问题,朱翊钧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，下次给赏赐的时候,就带上了次辅吕调阳,只不过每次给吕调阳的都会比给张居正的少一些。

　　 张居正收了朱翊钧太多赏赐,想着也该送些回礼才是。宫里什么奇珍异宝都有,字画珠宝他也未必喜欢。

　　 想着这几日进讲之后,朱翊钧总拉着他说起宣德皇帝,这日下了早朝，路过一家书店,突发奇想，进去买了一套《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》,把其中两卷《帝训》送给了朱翊钧,又几日,再送序、记、论、说、赋、颂、箴、铭、杂著十卷,再过几日,又送诗集六卷、乐府一卷、小令一卷。

　　 朱翊钧乐呵呵的收了，看祖宗写的文章也觉得有趣，差点让人把小金库里那副宣宗画的《三阳开泰图》拿出来赐给张居正。

　　 宣宗皇帝的真迹，张居正真不敢收，好说歹说，才让朱翊钧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　　 其实，张居正在准备一份更大的礼物送给他。

　　 每日的进讲完毕，讲官都会陪着朱翊钧批一会儿奏折，皇上有什么要问的，他们就当场解答。

　　 几个太监送上奏折，放在御案上，朱翊钧看了一眼，最上面那本正是张居正的。

　　 他前日赐了张居正一壶长春酒，以为又是一封谢恩的奏疏，拿起来却觉得不对劲，沉甸甸的，谢恩的奏疏不用洋洋洒洒写几十页吧。

　　 展开一看，却叫他惊讶不已。

　　 这封奏疏名为《陈六事疏》，顾名思义，张居正从六个方面提出未来政令改革的方向：一曰省议论；一曰振纪纲；一曰重诏令；一曰核名实；一曰固邦本；一曰饬武备。

　　 朱翊钧看完这六事，有些似曾相识，想起张居正曾经的一封奏疏——《论时政疏》，这两封奏疏有相似之处，却又不尽相同。

　　 朱翊钧继续往下看，张居正向他提出：朝廷上下诸多国政，这些事情繁冗而琐碎，须有轻重缓急之分。

　　 正德至嘉靖，尤其嘉靖朝后期，许多事情耽搁，军费开支巨大，大兴土木，藩王、士绅、地主兼并土地，国家财政锐减，国库入不敷出，天灾不断，战争四起，内忧外患。

　　 治理天下，需要有大的方向和国策，也有迫切需要处理之急务。张居正呈上《陈六事疏》，正是要解决当务之急。

　　 省议论，简而言之就是少说话，多做事。张居正在奏疏中引用了西汉申屠嘉的话：“为治不在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。”

　　 朝堂之上众言盈庭，各执己见，争论不休。提意见一个比一个话多，能干实事的却是凤毛麟角。

　　 他拿嘉靖二十九年，俺答进犯之事举例，正是因为意见太多，迟迟不能决断，使得严嵩误国，屈服于鞑靼却还能稳居首揆。

　　 最后，张居正也给朱翊钧提供了解决方案：“伏望皇上自今以后，励精治理，主宰化机，扫无用之虚词，求躬行之实效。”

　　 他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：唐宪宗力排众议，任用裴度为宰相，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。另一个是魏文侯不顾大臣上疏诽谤，坚持用乐羊征战，终大胜而归。

　　 张居正通过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朱翊钧：“欲为一事，须审之于初，务求停当，及计虑已审，即断而行之。欲用一人，须慎之于始，务求相应，既得其人，则信而任之。”

　　 最后，他希望朱翊钧能告诫大臣，废话少说，多干实事。

　　 朱翊钧抬头，看到今日为他进讲的申时行仍候在一旁，他招招手：“申先生，你过来。”

　　 申时行赶紧上前：“陛下。”

　　 朱翊钧说道：“你来拟一道圣旨。”

　　 申时行一愣，他今天只是来给皇上讲课的，拟圣旨并非他的工作。

　　 朱翊钧却说：“让你拟，你就拟。”

　　 “是。”

　　 圣旨是给朝廷各衙门的，尤其是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俩言官部门。

　　 “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，一切奏章，务从简切，是非可否，明白直陈，毋得彼此推诿，徒托空言。其大小臣工，亦各宜秉公持正，以诚心直道相与，以勉修职业为务，反薄归厚，尚质省文，庶治理可兴，而风俗可变也。”

　　 内容张居正其实都已经提出来了，朱翊钧就是让申时行组织组织语言，以圣旨的形式写下来。

　　 振纪纲，说的是纪律，也是法律。太祖高皇帝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《大明律》，洪武至天顺时期，法律异常残酷，在这种高压环境中，官员过得战战兢兢，连合理的意见也不敢提。

　　 对此，张居正提出：“故情可顺而不可徇，法宜严而不宜猛。”

　　 他还建议朱翊钧：“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，再加申饬。秉持公论，振扬风纪，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，庶体统正，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。”

　　 “申先生，”朱翊钧叫申时行，“拟旨。”

　　 重诏令，在这一条中，张居正几乎把六部九卿都察院一一点名，要求他们明确规章制度，把手里的工作分出个轻重缓急，以确定处理时限，不可拖延耽误。

　　 “拟旨。”

　　 核名实是考核官员的名望和实干，简而言之就是考成。

　　 一直以来，官员的升迁调动都没有明确标准，频繁调动导致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妥当，人已经调走了，事情都丢给下一任，而下一任也不了解情况，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。

　　 虽然朝廷有京察制度，但已沦为党争的工具，并无实际用处。上一次京察，徐阶和高拱斗得天翻地覆就足以证实这一点。

　　 张居正建议，朝廷应该制定严格的考成制度，来对官员进行考核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
　　 在固邦本中，张居正开篇就提到攘外必先安内：“自古极治之时，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，唯百姓安乐，家给人足，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，自可无虞，唯是百姓愁苦思乱，民不聊生，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。盖安民可以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，其势然也。”

　　 只要国内百姓安居乐业，不总想着翻盘朝廷，即使外有夷狄之患，也不足为惧。

　　 要想国富民强，首先是节俭，其次是严惩贪腐，推行新政，开源节流。

　　 这里他也给了朱翊钧两个建议，第一是吏部选拔官员的时候，必须考察实干能力，还要有一颗爱民之心。第二是严惩贪官污吏，抄没家产以充军饷，巩固边防。

　　 “拟旨。”

　　 第六曰饬武备，这一项是张居正最大的担忧：“臣之所患，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，因循怠玩，姑务偷安，则虽有兵食良将，亦恐不能有为耳。”

　　 打仗不仅需要粮饷和良将，还需要上下一心的意志和勇气。

　　 看到这些话，朱翊钧便想到他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看到的景象，皇帝在风花雪月，大臣结党营私，士兵玩忽职守。

　　 对于如今的大明，张居正竟也有同样的担忧。

　　 “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，坚定必为之志，属任谋臣，修举实政，不求近功，不忘有事，熟计而审行之，不出五年，虏可图矣。至于目前自守之策，莫要于选择边吏，团练乡兵，并守墩堡，令民收保，时简精锐，出其空虚以制之。虏即入犯，亦可不至大失。此数者，昨虽已经阁部议行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，尚以虚文塞责。”

　　 朱翊钧叫申时行：“拟旨。”

　　 张居正每言一事，都会给出建议，并乞求敕下，朱翊钧让申时行连拟六道谕旨，带回文渊阁。

　　 张居正也没想到，他的奏疏刚进上，这么快，圣旨就下来了。

　　 要求百官少说废话，多做实事，朱翊钧身为天子，自然要以身作则，先让他们明白，什么叫办事效率。

　　 “天下之事，虑之贵详，行之贵力，谋在于众，断在于独。”

　　 这也是张先生交给他的。

　　 之前，高拱也上了一道《新政所急五事疏》，给他立规矩，教他如何做事，话里话外只有一个目的——让皇帝当个吉祥物，把权力都交给他。

　　 张居正却不一样，切实的与他详细陈述朝廷存在的问题，引经据典，有理有据，最后还给出了解决方案。

　　 前者让他方案，后者让他心悦诚服。他自然也不能辜负张先生，只要说得有道理，他都会听从。

　　 不仅如此，这封《陈六事疏》太长了，饶是朱翊钧一目十行，也看了好久，把申时行留下来拟了六道圣旨，生怕他回去错过了饭点。

　　 于是，专门让尚善监做了两道菜，给他送过去。

　　 这可把申时行感动坏了，下次进讲的时候，专程给他磕头谢恩，这还不算完，没过几日，又写了封谢恩的奏疏。

　　 朱翊钧心里还挺奇怪，不就一顿便饭，至于跟他这么客气吗？

　　 后给了另一位讲官余有丁，才从后者那里知道了缘由。

　　 余有丁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与申时行、王锡爵同为一甲三名，状元申时行，榜眼王锡爵，探花余有丁。

　　 嘉靖四十四年殿试，朱翊钧跟着李春芳去凑热闹，听到诸大绶向同考官推荐归有光，此人正是余有丁。

　　 嘉靖后期有一位内阁辅臣，名叫袁炜，是申时行、王锡爵和余有丁的坐师，凡是世宗让大臣写青词，袁炜便将三人叫去他的私宅，让他们代笔。稍有不如意就恶语相向，肆意辱骂。

　　 更有甚者，他自己入值西苑，就把三个人反锁起来，房里只备笔墨纸砚，不备饭食，直至第二日晚，袁炜回去才放出三人。

　　 到了朱翊钧这里，才耽误这么一会儿，就担心他没饭吃，特意让赏赐御膳，可不把申时行感动坏了。

　　 听到这件往事，朱翊钧颇有些惊讶，他印象中的袁炜，虽为内阁辅臣，却不管旁的事，只专心作青词哄他皇爷爷高兴，要不怎么叫“青词宰相”。

　　 没想到，此人私底下竟如此刻薄。

　　 余有丁又道：“袁阁老还给臣起了个外号，叫余白丁。”

　　 这就纯粹侮辱人了，袁炜于国事上没有本事，自己靠迎合皇帝高升，对于门生也没有任何提拔，反而压榨他们替自己做文章。

　　 朱翊钧觉得，他比李春芳可恶多了。虽然李春芳也让徐渭帮忙写青词，但至少先付了银子，是徐渭自己不肯配合，把泥菩萨都惹出了三分火气。

　　 等余有丁退下之后，朱翊钧让太监把今日的奏折拿上来，他打算批过之后，就用午膳。

　　 事实上，现在的奏章，他也是看过之后发往内阁，和高拱当时的要求差不多。

　　 只是，他自己可以心甘情愿那么做，别人却不能这么要求他。

　　 朱翊钧刚看完奏章，准备伸个懒腰，陈炬在一旁提醒他注意仪表，他反而把动作做得更夸张了些，全身放松下来，深深叹一口气：“舒服。”

　　 皇上到了叛逆的年纪，也是一身反骨。

　　 朱翊钧站起来，正要吩咐太监传膳，刘守有却从殿外进来，向他躬身抱拳：“陛下，人已经入宫了。”

　　 朱翊钧眼中欣喜之情满溢：“快快，让他进来！”

　　 作者有话要说

　　 上一章提到马自强是王锡爵的房师，这里又提到袁炜是坐师。区别在于，房师是会试的分房阅卷官，坐师则是会试主考官。

　　 明朝时期，这些首辅的亲信都是自己的门生，也就是当主考官时选的进士，比如徐阶和李春芳、张居正、殷士儋，严嵩和赵文华，高拱和韩楫。

　　 张居正就比较倒霉了，他的门生，刘台、傅应祯首先跳出来攻击他，他一手提拔的申时行、王锡爵、于慎行，后面两个都背叛他（申时行中途跑了），关系一直不错的同年王世贞，等他死了，开始编他的黑料，诋毁他，和曾经说一起入阁拜相，匡扶天下的高拱，最后反目成仇倾尽心血培养的小皇帝最后抄了他的家，逼死他儿子……

　　 总结：只有冯保和戚继光对他是真爱（张居正死后，冯保、戚继光和刘守有都被万历清算，当然，说是被张四维清算我个人觉得也行）。

　　 朱翊钧一口气给了这么多封赏,不仅朝臣看了眼红，张居正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　　 但是，朱翊钧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,金银、御书、御膳、美酒……隔三差五,想到什么送什么，应有尽有。

　　 反正他从小就喜欢给张先生送礼物,现在当了皇帝，更是肆无忌惮,什么好东西都想送给他的张先生。

　　 他每送一样东西，张居正就要写封奏疏谢恩。

　　 朝臣们议论纷纷,张居正便以此为由,请求朱翊钧别再给他赏赐了。

　　 这个问题,朱翊钧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，下次给赏赐的时候,就带上了次辅吕调阳,只不过每次给吕调阳的都会比给张居正的少一些。

　　 张居正收了朱翊钧太多赏赐,想着也该送些回礼才是。宫里什么奇珍异宝都有,字画珠宝他也未必喜欢。

　　 想着这几日进讲之后,朱翊钧总拉着他说起宣德皇帝,这日下了早朝，路过一家书店,突发奇想，进去买了一套《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》,把其中两卷《帝训》送给了朱翊钧,又几日,再送序、记、论、说、赋、颂、箴、铭、杂著十卷,再过几日,又送诗集六卷、乐府一卷、小令一卷。

　　 朱翊钧乐呵呵的收了，看祖宗写的文章也觉得有趣，差点让人把小金库里那副宣宗画的《三阳开泰图》拿出来赐给张居正。

　　 宣宗皇帝的真迹，张居正真不敢收，好说歹说，才让朱翊钧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　　 其实，张居正在准备一份更大的礼物送给他。

　　 每日的进讲完毕，讲官都会陪着朱翊钧批一会儿奏折，皇上有什么要问的，他们就当场解答。

　　 几个太监送上奏折，放在御案上，朱翊钧看了一眼，最上面那本正是张居正的。

　　 他前日赐了张居正一壶长春酒，以为又是一封谢恩的奏疏，拿起来却觉得不对劲，沉甸甸的，谢恩的奏疏不用洋洋洒洒写几十页吧。

　　 展开一看，却叫他惊讶不已。

　　 这封奏疏名为《陈六事疏》，顾名思义，张居正从六个方面提出未来政令改革的方向：一曰省议论；一曰振纪纲；一曰重诏令；一曰核名实；一曰固邦本；一曰饬武备。

　　 朱翊钧看完这六事，有些似曾相识，想起张居正曾经的一封奏疏——《论时政疏》，这两封奏疏有相似之处，却又不尽相同。

　　 朱翊钧继续往下看，张居正向他提出：朝廷上下诸多国政，这些事情繁冗而琐碎，须有轻重缓急之分。

　　 正德至嘉靖，尤其嘉靖朝后期，许多事情耽搁，军费开支巨大，大兴土木，藩王、士绅、地主兼并土地，国家财政锐减，国库入不敷出，天灾不断，战争四起，内忧外患。

　　 治理天下，需要有大的方向和国策，也有迫切需要处理之急务。张居正呈上《陈六事疏》，正是要解决当务之急。

　　 省议论，简而言之就是少说话，多做事。张居正在奏疏中引用了西汉申屠嘉的话：“为治不在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。”

　　 朝堂之上众言盈庭，各执己见，争论不休。提意见一个比一个话多，能干实事的却是凤毛麟角。

　　 他拿嘉靖二十九年，俺答进犯之事举例，正是因为意见太多，迟迟不能决断，使得严嵩误国，屈服于鞑靼却还能稳居首揆。

　　 最后，张居正也给朱翊钧提供了解决方案：“伏望皇上自今以后，励精治理，主宰化机，扫无用之虚词，求躬行之实效。”

　　 他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：唐宪宗力排众议，任用裴度为宰相，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。另一个是魏文侯不顾大臣上疏诽谤，坚持用乐羊征战，终大胜而归。

　　 张居正通过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朱翊钧：“欲为一事，须审之于初，务求停当，及计虑已审，即断而行之。欲用一人，须慎之于始，务求相应，既得其人，则信而任之。”

　　 最后，他希望朱翊钧能告诫大臣，废话少说，多干实事。

　　 朱翊钧抬头，看到今日为他进讲的申时行仍候在一旁，他招招手：“申先生，你过来。”

　　 申时行赶紧上前：“陛下。”

　　 朱翊钧说道：“你来拟一道圣旨。”

　　 申时行一愣，他今天只是来给皇上讲课的，拟圣旨并非他的工作。

　　 朱翊钧却说：“让你拟，你就拟。”

　　 “是。”

　　 圣旨是给朝廷各衙门的，尤其是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俩言官部门。

　　 “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，一切奏章，务从简切，是非可否，明白直陈，毋得彼此推诿，徒托空言。其大小臣工，亦各宜秉公持正，以诚心直道相与，以勉修职业为务，反薄归厚，尚质省文，庶治理可兴，而风俗可变也。”

　　 内容张居正其实都已经提出来了，朱翊钧就是让申时行组织组织语言，以圣旨的形式写下来。

　　 振纪纲，说的是纪律，也是法律。太祖高皇帝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《大明律》，洪武至天顺时期，法律异常残酷，在这种高压环境中，官员过得战战兢兢，连合理的意见也不敢提。

　　 对此，张居正提出：“故情可顺而不可徇，法宜严而不宜猛。”

　　 他还建议朱翊钧：“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，再加申饬。秉持公论，振扬风纪，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，庶体统正，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。”

　　 “申先生，”朱翊钧叫申时行，“拟旨。”

　　 重诏令，在这一条中，张居正几乎把六部九卿都察院一一点名，要求他们明确规章制度，把手里的工作分出个轻重缓急，以确定处理时限，不可拖延耽误。

　　 “拟旨。”

　　 核名实是考核官员的名望和实干，简而言之就是考成。

　　 一直以来，官员的升迁调动都没有明确标准，频繁调动导致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妥当，人已经调走了，事情都丢给下一任，而下一任也不了解情况，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。

　　 虽然朝廷有京察制度，但已沦为党争的工具，并无实际用处。上一次京察，徐阶和高拱斗得天翻地覆就足以证实这一点。

　　 张居正建议，朝廷应该制定严格的考成制度，来对官员进行考核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
　　 在固邦本中，张居正开篇就提到攘外必先安内：“自古极治之时，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，唯百姓安乐，家给人足，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，自可无虞，唯是百姓愁苦思乱，民不聊生，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。盖安民可以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，其势然也。”

　　 只要国内百姓安居乐业，不总想着翻盘朝廷，即使外有夷狄之患，也不足为惧。

　　 要想国富民强，首先是节俭，其次是严惩贪腐，推行新政，开源节流。

　　 这里他也给了朱翊钧两个建议，第一是吏部选拔官员的时候，必须考察实干能力，还要有一颗爱民之心。第二是严惩贪官污吏，抄没家产以充军饷，巩固边防。

　　 “拟旨。”

　　 第六曰饬武备，这一项是张居正最大的担忧：“臣之所患，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，因循怠玩，姑务偷安，则虽有兵食良将，亦恐不能有为耳。”

　　 打仗不仅需要粮饷和良将，还需要上下一心的意志和勇气。

　　 看到这些话，朱翊钧便想到他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看到的景象，皇帝在风花雪月，大臣结党营私，士兵玩忽职守。

　　 对于如今的大明，张居正竟也有同样的担忧。

　　 “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，坚定必为之志，属任谋臣，修举实政，不求近功，不忘有事，熟计而审行之，不出五年，虏可图矣。至于目前自守之策，莫要于选择边吏，团练乡兵，并守墩堡，令民收保，时简精锐，出其空虚以制之。虏即入犯，亦可不至大失。此数者，昨虽已经阁部议行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，尚以虚文塞责。”

　　 朱翊钧叫申时行：“拟旨。”

　　 张居正每言一事，都会给出建议，并乞求敕下，朱翊钧让申时行连拟六道谕旨，带回文渊阁。

　　 张居正也没想到，他的奏疏刚进上，这么快，圣旨就下来了。

　　 要求百官少说废话，多做实事，朱翊钧身为天子，自然要以身作则，先让他们明白，什么叫办事效率。

　　 “天下之事，虑之贵详，行之贵力，谋在于众，断在于独。”

　　 这也是张先生交给他的。

　　 之前，高拱也上了一道《新政所急五事疏》，给他立规矩，教他如何做事，话里话外只有一个目的——让皇帝当个吉祥物，把权力都交给他。

　　 张居正却不一样，切实的与他详细陈述朝廷存在的问题，引经据典，有理有据，最后还给出了解决方案。

　　 前者让他方案，后者让他心悦诚服。他自然也不能辜负张先生，只要说得有道理，他都会听从。

　　 不仅如此，这封《陈六事疏》太长了，饶是朱翊钧一目十行，也看了好久，把申时行留下来拟了六道圣旨，生怕他回去错过了饭点。

　　 于是，专门让尚善监做了两道菜，给他送过去。

　　 这可把申时行感动坏了，下次进讲的时候，专程给他磕头谢恩，这还不算完，没过几日，又写了封谢恩的奏疏。

　　 朱翊钧心里还挺奇怪，不就一顿便饭，至于跟他这么客气吗？

　　 后给了另一位讲官余有丁，才从后者那里知道了缘由。

　　 余有丁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与申时行、王锡爵同为一甲三名，状元申时行，榜眼王锡爵，探花余有丁。

　　 嘉靖四十四年殿试，朱翊钧跟着李春芳去凑热闹，听到诸大绶向同考官推荐归有光，此人正是余有丁。

　　 嘉靖后期有一位内阁辅臣，名叫袁炜，是申时行、王锡爵和余有丁的坐师，凡是世宗让大臣写青词，袁炜便将三人叫去他的私宅，让他们代笔。稍有不如意就恶语相向，肆意辱骂。

　　 更有甚者，他自己入值西苑，就把三个人反锁起来，房里只备笔墨纸砚，不备饭食，直至第二日晚，袁炜回去才放出三人。

　　 到了朱翊钧这里，才耽误这么一会儿，就担心他没饭吃，特意让赏赐御膳，可不把申时行感动坏了。

　　 听到这件往事，朱翊钧颇有些惊讶，他印象中的袁炜，虽为内阁辅臣，却不管旁的事，只专心作青词哄他皇爷爷高兴，要不怎么叫“青词宰相”。

　　 没想到，此人私底下竟如此刻薄。

　　 余有丁又道：“袁阁老还给臣起了个外号，叫余白丁。”

　　 这就纯粹侮辱人了，袁炜于国事上没有本事，自己靠迎合皇帝高升，对于门生也没有任何提拔，反而压榨他们替自己做文章。

　　 朱翊钧觉得，他比李春芳可恶多了。虽然李春芳也让徐渭帮忙写青词，但至少先付了银子，是徐渭自己不肯配合，把泥菩萨都惹出了三分火气。

　　 等余有丁退下之后，朱翊钧让太监把今日的奏折拿上来，他打算批过之后，就用午膳。

　　 事实上，现在的奏章，他也是看过之后发往内阁，和高拱当时的要求差不多。

　　 只是，他自己可以心甘情愿那么做，别人却不能这么要求他。

　　 朱翊钧刚看完奏章，准备伸个懒腰，陈炬在一旁提醒他注意仪表，他反而把动作做得更夸张了些，全身放松下来，深深叹一口气：“舒服。”

　　 皇上到了叛逆的年纪，也是一身反骨。

　　 朱翊钧站起来，正要吩咐太监传膳，刘守有却从殿外进来，向他躬身抱拳：“陛下，人已经入宫了。”

　　 朱翊钧眼中欣喜之情满溢：“快快，让他进来！”

　　 作者有话要说

　　 上一章提到马自强是王锡爵的房师，这里又提到袁炜是坐师。区别在于，房师是会试的分房阅卷官，坐师则是会试主考官。

　　 明朝时期，这些首辅的亲信都是自己的门生，也就是当主考官时选的进士，比如徐阶和李春芳、张居正、殷士儋，严嵩和赵文华，高拱和韩楫。

　　 张居正就比较倒霉了，他的门生，刘台、傅应祯首先跳出来攻击他，他一手提拔的申时行、王锡爵、于慎行，后面两个都背叛他（申时行中途跑了），关系一直不错的同年王世贞，等他死了，开始编他的黑料，诋毁他，和曾经说一起入阁拜相，匡扶天下的高拱，最后反目成仇倾尽心血培养的小皇帝最后抄了他的家，逼死他儿子……

　　 总结：只有冯保和戚继光对他是真爱（张居正死后，冯保、戚继光和刘守有都被万历清算，当然，说是被张四维清算我个人觉得也行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