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谁？”朱翊钧惊奇的睁大双眼,眸子里闪着光，“咱们朝中还有这样的人才？”

　　 张居正笑道：“此人不在朝中。”

　　 朱翊钧更惊讶了：“不在朝中，那他在哪儿？”

　　 “在家。”

　　 “在家？”朱翊钧隐约猜到了他的意思，“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　　 张居正回道：“潘季驯。”

　　 朱翊钧恍然大悟：“曾经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,隆庆元年,母亲去世,回家丁忧。”

　　 “没错,丁忧期满,朝廷打算将他以原官起复。”

　　 朱翊钧明白了：“所以，高拱打算让他去治理河工？”

　　 “是。”

　　 潘季驯在丁忧之前，本就是河道御史，主要负责监理河工，与朱衡也多有合作,对于水患治理也有这丰富的经验。

　　 朱翊钧仔细一想,此人倒也适合。不过他还有一事不明白：“为什么潘季驯是那个能谋求长久的人呢？”

　　 张居正却没有回答，卖了个关子：“这两日他就该到达京城,等他面圣,殿下自会明白。”

　　 朱翊钧点点头“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”

　　 “殿下请说。”

　　 朱翊钧看着张居正,双手托腮，一脸天真：“这是于公,高阁老认为潘季驯更合适，那于私呢？”

　　 张居正并不想聊这个“于私”,但朱翊钧问起点什么,便不打算放他离开。

　　 “张先生不如留下来用午膳,咱们慢慢聊呀。”

　　 张居正在心中嗤笑一声：“谁要跟你慢慢聊。”

　　 “殿下可听过聂豹这个名字？”

　　 “聂豹？”朱翊钧想了想,“我在正在修的《世宗实录》上读到过他，他曾多次领兵击退鞑靼来犯，官至兵部尚书，还是徐阁老的老师。”

　　 他所说的徐阁老，自然是徐阶。聂豹正是传授徐阶王门心学之人。

　　 只是，他们刚才聊的是高拱为何不用朱衡，这与聂豹有什么关系？

　　 张居正又问道：“那殿下可知道罗洪森？”

　　 “自然！”朱翊钧说道，“他是嘉靖八年的状元，后来因冒犯皇爷爷被革职。”

　　 “欧阳德呢？”

　　 “礼部尚书、赠太子少保，谥号‘文庄’。”

　　 “邹守益？”

　　 “正德六年探花，到嘉靖朝才开始做官，总是惹怒我皇爷爷，最后罢官归乡。到我父皇即位，追赠南京礼部右侍郎，谥‘文庄’。”

　　 这些曾经的朝廷官吏，朱翊钧一个都没见过，却能把他们的生平说个大概，实在了不起。

　　 张居正又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“那殿下可知，他们的原籍在哪里？”

　　 “在……”朱翊钧肯定看到过，只是一掠而过，并没有在意。但他记忆里超群，看过的东西绝不会忘，稍加思索便笑道：“朝士半江西，这几位都是江西人。”

　　 张居正微一躬身：“殿下已经知道答案了，若还有疑问，留到明日进讲之后再行答疑。内阁国政繁多，臣先回去了。”

　　 他虽没有明说，但给了朱翊钧诸多线索。他虽然年幼，但博闻强识，这些线索就足够让他顺藤摸瓜找出真相。

　　 乾清宫、文渊阁、文华殿都有着丰富的藏书，皇太子想看，那自然是随便看。

　　 下来之后，朱翊钧很快就找到了答案——聂豹、罗洪森、邹守益、欧阳德，四个人全都是王守仁的学生。

　　 王守仁去世后不久，他的学生就将他的心学衍生出七大学派。

　　 其中，徐渭向他提过的远方表兄王畿，还有他的同门钱德洪，被称作浙中□□。

　　 而聂豹等一大批江西文人则被称为正一江右学派，这些人不是状元、探花，就是六部尚书，徐阶更是官至内阁首辅，在灵济宫举行过上千人的讲学，近几十年来，规模和影响最大，享有“王学正宗”

　　 的美誉。

　　 而聂豹和罗洪森都是江西吉安府人士，恰巧朱衡也是，并且他曾和罗洪森一起在山东共事，修缮孔庙，私交甚笃。

　　 朱衡在政治上从未表现过明显的倾向，但与江右学派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　　 江西吉安府士子众多，徐阶充分利用江右学派这一优势，位居首辅之时，使得这些在朝为官的士子都为他所用，很难说朱衡是不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 既然朱衡有可能是徐阶的人，于私，高拱自然不会用他。

　　 朱翊钧想到严嵩也是江西人，但看起来，除了他的亲家欧阳德，江右学派竟是无人买他的账，这样看来，信仰的力量竟是高于同乡之谊。

　　 冯保和陈炬陪他翻阅资料，又同他说起一桩早年趣事——严世蕃和徐阶为了谁来治理水患，在世宗面前争论不休。朱翊钧在门外偷看，还被严世蕃吓哭了。

　　 严世蕃支持朱衡，徐阶支持潘季驯。

　　 后来又有科道官弹劾朱衡，徐阶一反常态，站出来力挺朱衡。

　　 那时朱翊钧年纪太小，只有一两岁，对这件事没什么印象，再听却好似醍醐灌顶一般。

　　 徐阶应该是知道严嵩父子要笼络朱衡这个老乡，便故意站在他们的对立面，反对朱衡。他很清楚，朱衡性情刚直，清廉自持，就算有提携之恩，也不会党附严嵩。

　　 等世宗和朝廷真正任用朱衡，再有人弹劾，他却不答应了。

　　 想到这里，朱翊钧不得不再次感叹徐阶的高明，至少在他见过的内阁辅臣之中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在政治斗争这方面，都不是徐阶的对手。

　　 如此看来，他的致仕并非什么被言官弹劾，不得已而为之，纯粹是徐阁老自己不想玩了。

　　 无论如何，朱翊钧有些庆幸，徐阶走了。若是像严嵩那样，在首辅的位置上再呆个二十年，大明大抵会倒退一百年。

　　 朱翊钧受冯保和张居正的思想影响，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时候，总有人想着恢复旧制就能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向前看，寻求新的解决方式。

　　 很快，潘季驯回来了。官复原职之后，接连向朝廷呈上：《议筑长堤疏》和《正漕复通疏》两道奏疏。

　　 在《议筑长堤疏》他提道：“欲图久远之计，必须

　　 筑近堤以束河流，筑遥堤以防溃决。()?()”

　　 看到这句，朱翊钧就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且有了强烈预感，其实不止高拱，在朱衡与这个潘季驯之间，他的张先生应该也是更加偏向后者。

　　 在潘季驯回?。?。??()?()”

　　 。

　　 朱翊钧只见过流经紫禁城内外的筒子河，没见过黄河是什么样子，更没见过你黄河决堤，自然也不理解留决口使两河并行是什么意思，这个问题还得由张居正来向他解释。

　　 要弄清楚治河之道，首先就要明白，黄河为什么成为几千年来，华夏民族最大的忧患。

　　 黄河之水天上来，自西向东奔流不息，从黄土高原奔腾而下，卷走大量泥沙，流经中下游地区，河道开阔，地势平缓，泥沙大量淤积，水位不断升高，河床高出两岸地面。为了防止水害，人们在两岸筑起河堤，经年累月，不断增高，这条浑浊的大河就变成了一条悬河。

　　 中下游地区正是中原腹地，有着大量农田、城镇和村庄，人口密集。一旦发生水患，冲破河堤，涌入村庄，淹没田地，摧毁城镇，百姓死伤无数。而紧随洪灾而来的，还有疫病和饥荒。

　　 治理黄河就成为了历朝历代，诸位君主的必修课。

　　 而明朝以来，黄河再次发生重要改道，夺淮入海，下游更是洪灾不断。为了不影响漕运，朝廷治理水患都以疏浚运河为主，治标不治本，导致黄淮和淮海流域更是水患频发。

　　 而朱衡和朝中有过治水经验的大臣主张的办法是“留决口使两河并行()?()”

　　 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分流，开凿减河，分泄黄河水量，以减轻负担，保护沿途以下不再决堤。

　　 从明治朝至今，都是治理黄河水患的主要方法。

　　 这次不用张居正深入解释，朱翊钧也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。

　　 黄河总是在中下游形成水患的根本原因是泥沙淤积，水位不断升高。通过减河分流，只分走了水量，而没有分走泥沙，来年到了汛期，一场暴雨下来，该涨的水一样要涨，该决的堤也一样要决。

　　 在潘季驯上的第二道奏疏《正漕复通疏》中，他坚决反对“留决口使两河并行()?()”

　　 ，而提出一项新的治理黄河的方略——“束水攻沙”。

　　 朱翊钧不需要别人替他答疑解惑，他看完潘季驯的奏疏就明白了“束水攻沙”的作用和原理——“以河治河，以水攻沙”。

　　 潘季驯通过长期监测黄河的水量、水位，得出结论，以斗计之，沙居其六，若至伏秋，则水居其二矣。以二升之水载八斗之沙，若非水势极其迅猛，必然会导致河道淤滞。

　　 因此“留决口使两河并行”是决计行不通的，分流势必导致水势减缓，水势减缓则泥沙淤积，河道就会越来越高，决堤的风险也越来越高。

　　 非但不能分流，还要修筑堤坝，缩窄河道，让黄河水势更加迅猛，带走泥沙，加深河道，水便不会溢于两旁，则进一步带走河堤泥沙，减缓下游河堤的压力。

　　 为了让“束水攻沙”达到预想中的效果，在奏疏中，潘季驯还着重强调了堤防的作用：防敌最重要的是边防，防河最重要的则是堤防。筑造坚不可摧的边防，敌人才无法攻入，同样的道理，筑好坚固的河堤，洪水才不会外溢。

　　 “必真土而勿杂浮沙，高厚而勿惜居费，逐一锥探土堤。”

　　 光这一句，朱翊钧就听到了白花花的银子倾泻而出的声音，比洪水都迅猛。

　　 但想要长治久安，这钱必须得花。

　　 作者有话要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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