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发后的第二天早上，警方接到群众提供的线索，在晋祠疗养院附近的小路上，找到了作案的那台桑塔纳轿车。

　　 随后通过技术手段，警方在车里提取到了两个人的血液，除了车主倪某遇害时留下的血液，还有芦峪山留下的。

　　 原来芦峪山在案发当天，攀爬运钞车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腰部划了一个口子，由于并不太严重，他只是在车上简单的处理了一下，但不小心把血迹留在了车里。

　　 不过警方当时并不清楚车上的血迹都是谁留下的，而是马上把车主倪某，当成了重点怀疑对象。

　　 倪某曾经有过前科，因为抢劫罪被判过刑，现在又离奇失踪了，所以警方认为，倪某很可能犯罪嫌疑人之一，于是马上对倪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，可是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线索。

　　 案件的进展，一时间陷入了困境，虽然已经有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，但这么大的城市，想要靠几张画像把人找到，简直就和大海捞针一样。

　　 而且还有徐宗科这个内鬼在，警方的侦查方向，他了解的一清二楚，毕竟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

　　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案件突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那辆被盗的北京212吉普车找到了。

　　 1995年7月11号，太原公安局文庙派出所的警察陈峰，到南郊金胜村晋太修理厂办事，不经意间发现，修理厂里停了一台没挂车牌的北京212吉普车。

　　 出于职业习惯，陈峰问了一下修理厂老板，得知这台车是乡里一个干部半年前买的，一直都没挂牌，平时就在附近跑跑短程。

　　 陈峰马上趴到车底，查看了发动机号，随后惊喜的发现，这台车正是被盗的那台。

　　 警方马上找到了这台车的现任车主张某，张某是金盛乡政府的办公室副主任，他在证词里这样说道：“这辆车是通过朋友介绍买的，原车主应该是太原化工厂的一个职工，我去取车的时候，看到他是从化工厂里出来的。”

　　 警方赶紧把模拟画像拿给他看，张某指着戴眼镜的一号画像，非常肯定的说道：“卖给我车的就是他！”

　　 案件到这里就非常清楚了，警方马上带着模拟画像，来到了太原化工集团，这个集团虽然规模很大，但是带着画像，去找年龄、身高、相貌都相符的人，可以说是相当容易。

　　 在化工集团公安处的协助下，很快就找来了各个厂区的负责人，多人一致认为，一号画像中戴眼镜的人，就是太原化工集团水厂的职工白法义。

　　 白法义压根没想到，警方从发现线索，到确认嫌疑人，只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徐宗科压根没机会给他通风报信，他还跟没事人一样，正常上班呢。

　　 7月11号下午，白法义和平时一样，提前下了班，骑着自行车慢悠悠的往家走。

　　 他出了工厂大门，刚骑了一个路口，正好遇到红灯，就停了下来。

　　 这时候旁边突然上来一辆摩托车，把他给撞倒了，白法义坐在地上刚想开骂，结果旁边又过来三个人，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。

　　 当手铐铐在白法义手上时，他就有点慌了，但还是强装镇定，嘴里大声嚷嚷着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抓我？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　　 警察根本懒得和他废话，直接把他塞进警车，带回了派出所，马上开始突审。

　　 面对警察的审讯，白法义并不太慌张，因为当天上午，他还和徐宗科通过电话，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，他以为警察抓他，是因为自己偷车的那件事。

　　 以下内容摘自档案中白法义的审讯记录：

　　 警察：金盛乡有人从你手中买了一台吉普车，你这台车是从哪来的？

　　 白法义：那台车是我北京一个朋友的。

　　 警察：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没有证据不会把你带这来，那台吉普车，是在眼科医院门口丢的，老实交代，这车到底哪来的？

　　 白法义：我从别人手里买的，开了几天又让我卖了。

　　 警察：从谁手里买的？卖了多少钱？

　　 白法义：沉默

　　 警察：再说一遍，没有证据不会找你，现在交代还来得及。

　　 白法义：那台车是我偷的，卖了5000块钱，后来打麻将输了，我承认错误，我认罪认罚。

　　 白法义还以为这事承认了就结束了，偷车能有多大的事，大不了拘留罚款，顶大天判个几年，可没想到警察接着又问他：“车牌呢？车牌去哪了？”

　　 白法义这时候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他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时间太长了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好像当时跟着车一起卖了。”

　　 警察没有说话，直接把红色桑塔纳的照片扔到了白法义面前：“有人看到那副车牌挂在这台车上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”

　　 白法义还想继续狡辩：“车牌和车一起卖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挂在别的车上。”

　　 此时白法义还不知道，就在他接受审讯的同时，另一组警察已经去了他家里，把赃款和手枪都找了出来。

　　 当这些证据扔到他眼前时，白法义终于扛不住了，当晚就把案件的整个经过都交代了，同时也把三个同伙供了出来。

　　 事不宜迟，警方马上制定抓捕方案，由于徐宗科是警方内部人员，他对警方的很多动向都了如指掌，警方担心此时他很有可能知道了白法义被捕，恐怕会有所防备。

　　 最后警方决定，让市局防爆大队的郭增带队抓捕，郭增和徐宗科以前是战友，现在还是同事，两人非常熟悉。

　　 警方的计划是这样，让郭增去徐宗科家敲门，门开了之后，直接把他按住就行了。

　　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，警方也低估了徐宗科的防备心理和凶狠程度。

　　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7月12号凌晨五点多天刚一放亮，郭增就带着一队警察，敲响了徐宗科的家门。

　　 徐宗科住的是平房，只有十几个平方，进门就是床，他听到敲门声后，就在屋里问了一句：“谁啊？”

　　 郭增回答道：“我，郭增。”

　　 徐宗科马上有所警觉，可能他觉得自己和郭增的关系，并没有熟到一大早就来家里敲门的程度。

　　 屋里的徐宗科没有说话，一阵窸窣的穿衣服声过后，徐宗科隔着木门，直接对郭增开了枪。

　　 郭增本以为徐宗科是要过来开门，一点防备都没有，当场被打倒在地。

　　 其他警察赶紧上前把受伤的郭增拉了回来，本来想要智取，现在已经不现实了，但徐宗科手里有枪，谁也不敢贸然往里冲。

　　 抓捕警察马上把情况向上级汇报，综合考虑了现场的实际情况，上级领导决定强攻，随后抓捕警察隔着木门向屋内开枪，一番密集的火力压制之后，床上的徐宗科连同他老婆，被警方打成了马蜂窝。

　　 与此同时，另外两组警察，也对徐文吉和芦峪山展开了抓捕，徐文吉直接被冲入家中的警察按在了床上，但芦峪山手中有枪，警方不敢贸然行动。

　　 警方用高音喇叭，在芦峪山家门口劝降：“芦峪山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马上放下武器投降吧。”

　　 芦峪山是个大孝子，在母亲的劝导下，他把枪扔了出去，随后高举着双手，走出了家门。

　　 1995年7月21号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，一审判处629运钞车抢劫案案犯白法义、徐文吉、芦峪山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7月29号，三人被执行枪决。